佛以釋迦為氏，今為佛子者，宜從佛之氏，即姓釋。
釋教初來東土，到漢地傳法的多是外國和尚，人們依照中土習氣，并為便利稱號，往往要給他們起個簡化的音譯漢姓。開端的時分，人們多用這些外來和尚本國或區域稱號中的字作姓。
如翻譯《四十二章經》的竺法蘭、竺攝摩騰，翻譯《道行般若經》和《般舟三昧經》的竺佛朔，東晉時與道安法師共同研究禪觀的竺法濟、竺僧輔和竺道護等，都來自天竺，所以“竺”為姓。安世高，本是安眠國太子，后落發學道，所以就以“安”為姓；曾在東吳大闡佛法的康僧會來自康居。
漢末聲稱“全國博知，不出三支”的支讖、支亮、支謙三師徒，以及支敏度等，都是來自大月支；又有帛尸梨蜜多法師，“帛”字是西域某國名的略稱。這是較為前期的外來和尚取姓辦法。
到了后來，人們對釋教的知道逐步深化，開端以“佛、法、僧”三字取為和尚的姓氏。
如翻譯《華嚴經》的佛馱跋陀羅，翻譯《四分律》的佛陀耶舍，還有“現種種神異以弘大法”的佛圖澄等，都是以“佛”取為姓氏的；
“法”的梵語是“Dharma”，音譯為“曇摩” 或“曇無”，以此取為姓氏的有三國時期到洛陽專弘律藏的曇摩流支，為漢地律學鼻祖的曇摩迦羅，南朝宋時來建康譯經的曇摩密多，翻譯出《中阿含》、《增一阿含》的曇摩難提，晉武帝時期赴西域求法的曇無竭，北涼時期聞名的翻譯大師，《優婆塞戒經》的譯者曇無讖等，都是以“法”取姓的；
以“僧”為姓的則有南朝宋時擔任戒師的僧伽跋摩，南朝梁時在楊都譯經的僧伽婆羅，北朝秦時與道安法師共譯《阿毗曇毗婆沙》的僧伽跋澄，以及同時代譯出《阿毗曇論》、《阿含經》的僧伽提婆等，都是取“僧伽”為姓氏。
《消暑錄話》曾云，“佛法始來漢土，僧猶稱俗姓，或稱竺，或弟子多呼師之姓。如支遁本姓關，學于支謙，故為支。帛道猷本姓馮，學于帛尸梨蜜多，故為帛。”這兒指出的是漢地落發人取姓氏的狀況，大多隨從師父的姓氏，如支遁拜支謙為師，落發后就姓“支”。
釋教在我國的開展，先通過四五百年的民間潛伏期，到南北朝時由佛圖澄在北方創始一簇新局勢，釋教僧團獲得合法位置，漢地落發人數驟增。到了澄公弟子道安法師時，開端同心協力僧團安排的建造作業。
據《高僧傳》卷五說，魏晉沙門依師為姓，姓各不同；道安發現本來落發人的姓氏過分紊亂，不適宜釋教的一致和開展，就倡言：“佛以釋迦為氏，今為佛子者，宜從佛之氏，即姓釋。”開端我們都有些茫然，比及《增一阿含經》傳譯過來，其二十一品有云：“四大河入海，亦無本姓名，但名為海，此亦如是。
有四姓，云何為四？剎利、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種。于如來所剃除須發，三法衣，落發學道，無復賦性，但言沙門釋迦弟子。……是故諸比丘，諸有四姓剃除須發，以信鞏固落發學道者，彼當滅本姓名，自稱釋迦弟子。”全國和尚乃服氣而從之。
《易居錄》卷22云：“沙門自魏晉已來，依師為姓。道安尊釋迦，乃以釋為氏。后見《阿含經》云四河入海，無復河名，四姓沙門，皆稱釋種。自是遂為定式。為沙門稱釋之始。”說的便是這種狀況。
和尚一致姓氏通稱為“釋”，在我國釋教開展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文明含義。在我國，“姓氏”是標志一個宗族的符號，全國和尚通稱“釋”，就標明我們都是同一崇奉的一家人，這就大大增強了釋教內部的聯合與安排的一致。
別的，釋教在我國成長、開展、流布，全國和尚一致姓氏為“釋”，能夠視為釋教我國化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式的嚴重事件。
從此，釋教對我國的社會生活逐步有了嚴重影響，例如僅僅在姓名方面，魏晉以來，“號取寺名，詔用佛語，人以僧名，幾若無事能夠離佛”。古代以“僧”命名的人也不少，較為聞名的如王僧達、王僧虔等，初生嬰兒，爸爸媽媽恐其多病多災，往往要取個僧名作為乳名，或寄養梵宇，或穿和尚衣物，或拜和尚為師，以期佛菩薩加被，消災免難，健康成長，例如隋朝開國皇帝楊堅小時分就從前寄養于尼寺，拜智仙為師，取名“那羅延”（意為金剛不壞），13歲時才回家。直到近代，我國仍有相似的風俗，“小孩不清吉者，多投寺記名，以和尚道人呼之。”可見這種影響的深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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